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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turday, June 15th, 2013

(吉隆坡14日訊)星洲日報將於8月3至4日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5時,在吉隆坡會展中心3樓會議廳舉行“第十二屆花蹤國際文學研討會”。

有興趣者請於7月19日前報名。名額有限,報名從速。

在這場兩年一度的文學盛宴上,星洲日報邀請到平路、李銳、焦桐、梁文道、錢鋼、陳思和、李歐梵、張錯、黃子平、楊照、羅智成、陳雨航、宇文正、夏曼藍波安等中港台地區的重量級作家與評論家,前來擔任本屆“花蹤國際文學研討會”的主講人。此外,我國許多著名作家也將受邀出席活動,互相交流。

出席者除了可以在研討會上聆聽各主講人分享自身的創作歷程外,也可聆聽他們針對各文學課題的精闢見解。

隨著歲月的累積,兩年一度的星洲日報“花蹤國際文學研討會”已成為了國內讀者、海內外知名作家及學者的“賞花”之約。

這項活動的報名費為50令吉,所有參加者將獲得一份證書、《花蹤文匯》一本及當天活動手冊。

有興趣者,請填妥表格後,聯同支票、銀行匯票或郵政匯票(抬頭誌明:SIN CHEW MEDIA CORPORATION BERHAD),郵寄至星洲日報文教部“花蹤國際文學研討會”工委會,SIN CHEW DAILY,19,Jalan Semangat,46200Petaling Jaya,Selangor。

任何疑問,可致電星洲日報文教部(03-79658560/8593)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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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day, August 29th, 2011
文壇上以“慢寫”著稱的王文興是第六位花踪世界華文文學大獎得主。

文壇上以“慢寫”著稱的王文興是第六位花踪世界華文文學大獎得主。

(吉隆坡28日訊)世界華文文學獎得主王文興指出,獲得星洲日報頒發這個獎項,有特殊的意義,因為它代表一個全球性,給全球華人的獎。

他昨晚在花蹤文學獎頒獎禮上,從星洲媒體集團執行主席丹斯里張曉卿爵士手中接領1座花蹤銅雕,以及1萬美元的獎金後,發表得獎感言。

“我非常感謝星洲日報給我這個獎項,這個獎項有個特殊意義,讓我更覺得感動,感動的是這個獎不 是地方性,它是一個全球性——給全球華人的獎。得這個獎,我個人有兩種心情:一是惶恐的心情,我覺得我沒有資格得獎。另一個是高興的心情,高興這個獎送給 了台灣,算不上肯定台灣的文學成就,不過肯定台灣對文學的愛好。“

蕉風椰雨更屬於大馬

王文興說,他是昨天才到馬來西亞,這一天的觀光,給他非常好的印象,這是一個非常美麗、充滿活力的國家。

“這讓我思考,過去是否和這個國家有些情感的牽連。50年前,我們講到這個國家,就會用四個字‘蕉風椰雨’,用非常美麗的這4個字來形容這個富有浪漫情調的國家。台灣也是蕉風椰雨,不過我們覺得這更屬於這個國家。”

“遠在40年前,我知道兩位我佩服的文人到過這裡:一位是郁達夫,一位是徐悲鴻。郁達夫的散文是中國白話文第一人,徐悲鴻是近代素描雙料第一人,跟隨他們的步履來訪貴國,我覺得高興、光榮。”

觀後感

發揮巧妙構思
李輝(中國傳記作家)

“這個頒獎禮讓我非常的激動,第一,我沒想到馬來西亞的文學有這麼年輕的群體作者;第二,那麼多的觀眾那麼投入的看一個文學的頒獎。

這個頒獎儀式的組合也非常好,演出的形式把中國的語言、文化和藝術的綜合體,把整個頒獎典禮弄得有聲有色,這就是貴報的同仁們巧妙的構思和創意。”

感受真情流露
朱自奮(中國報導文學作家)

“我覺得這個頒獎禮讓我印象非常深刻,很感動。我覺得這個頒獎禮不僅隆重、優雅,非常大氣,而 且也富有詩意。有一種由文學所帶來很美好的感情,可以感受到真情流露的一面,就像是文學帶給我們心靈和情感的一種重要禮物。此外,這個頒獎禮體現了馬華文 學面向世界的一種視野和胸懷,並且展現了馬華文學在當下整體的文學創作實力,出了一批馬華的實力派文學家新秀,也是這個頒獎禮最出色和最大的成果。

最盛大最莊嚴
長平(中國時事評論作家)

“我曾經參加了一些中國大陸和美國的文學活動,這次是我參加過最盛大和最莊嚴的活動。

這是一個非常好,且重視文學的現象。而且我覺得參加花踪文學獎的作品的指標都非常高。

作為中國一名熱愛文學的人士,我覺得非常高興。”

頒獎禮賞心悅目
孫愛玲(新加坡小說家)

“頒獎典禮能用賞心悅目一字來形容,而此文學獎從收件到最後評審,整個過程都井然有序。

作為小說組別的評審,我認為參賽者的語言掌握能力非常成熟,都能以文字帶出想要說的故事,難得可貴。他們已在馬華文壇占有一席之地,我鼓勵這些作者日後繼續耕耘,走出世界。”

感覺非常開心
周蓓姬(駐馬來西亞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新聞組組長)

“首次參與此文學盛會,感覺非常開心,看到馬華文學這22年成績,證明它在世界華文文壇上,確實占有一席之地。我很高興看到來自台灣的作家王文興教授榮獲世界華文文學獎,作為台灣人,我們深感榮幸,也希望台灣日後能在世界文壇更上一層樓。”

一個盛大節日
黃子平(中國文學評論家)

“這是一個盛大的節日,我每兩年一定來參加這個盛會,每個環節都非常好。

報告文學的環節比較出乎意料,評委對報告文學會有比較多的見解,文類本身有很多爭議,也有很多人建議改成紀實文學,報告文學本身是一個很特定的概念,而台灣稱為報導文學。

紀實文學的範圍、寫法和傳統等都不一樣,能讓投稿人有更寬大的視野。”

引發鄉愁的盛典
張大春(小說家)

“從演講、致詞到表演,整個儀式和整體環節都非常的完整。表演的節目非常具有特色,如女高音使用兩個不同聲腔的演唱方式和舞蹈環節等,都令我非常享受。

我30年來沒碰過可以引發鄉愁的一個盛典,而今晚花蹤做到了,實在難得。”

盛大文學盛會
林載爵(聯經出版社發行人)

“這麼盛大的文學盛會,在台北及香港都沒有辦法看到,我第一次參加,令人印象深刻。

除了頒獎給參賽者,此文學獎還有一個重要意義,即全球華人作家大集合,而得獎作者從本地的許裕全,到已跨出馬華文學的黎紫書,呈現不同面向。”

身為華人也自毫
江迅(專欄作家)

“我非常敬佩作為一個非以華語作為主要語言的國家,花蹤文學獎能堅持舉辦22年,星洲日報確實是在做好事。身為華人,我也感到非常自豪。就如華蹤之歌最後兩句所唱出的,海水到處有華人,華人到處有花蹤,令人非常感慨。此文學獎能不能走向世界,還有再努力的空間。”

希望再增加影響力
陳德海(中國駐馬大使館政務參贊)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花蹤文學獎頒獎典禮,它可以從1990年延續11屆舉辦至今是非常難得的。此外,也要恭喜所有入圍及得獎的作者。

希望未來文學獎可擴大宣傳,增加其影響力,也期望日後會出現更多優秀作家。”

“讓我覺得感動”
陳思和(中國文學評論家)

“其實每次出席花踪文學獎都會讓我覺得有種感動,因為在這一塊土地上,有這麼多人通過對文學的熱愛,表達了對生活和民族的信心。”

令我感到高興的是,馬華文學因此出現了非常好的前景,而馬來西亞早期的文學作家已為馬華文學作了一個非常好的開端,希望馬華文學可以發揚下去。

我認為馬華作家應該走向世界,以看得更多更遠,馬華文學大獎得主黎紫書雖然很年輕,但較早期的作家走得更遠,為馬華作家開拓出一個新的藝術追求優勢,入圍者都讓評審們很難抉擇,整體上來說,這些作家都非常優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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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day, August 29th, 2011
鄭愁予(左起)、焦桐與陳思和針對“文學裡的原鄉與他鄉”發表看法。

鄭愁予(左起)、焦桐與陳思和針對“文學裡的原鄉與他鄉”發表看法。

(吉隆坡28日訊)台灣詩人鄭愁予指出,從古代開始,詩脫離不了政治,惟這裡所指的政治是高潔的名詞,而非“政治人物”那種政治。

他說,在古代,治水的人、關懷性靈的人才可以搞政治和治天下,所以詩人與治水的關係自古以來就很密切。

他說,詩也要有藝術,如果不寫出藝術,所有的性靈、所有的美、所有的哲理和所有知性都表達不出來。

曾任教耶魯大學,現任教於香港大學的他在第十一屆花蹤國際文學研討會,主題為“文學里的原鄉與他鄉”座談會上說,對詩人來說,多半的詩是寫在異鄉,很少寫在故鄉。

他說,詩是情緒和接觸場景所產生的一個思想,新的場景,特別是異鄉的場景常常能激發詩情,這比在一個固定的地方待下去,恐怕寫詩的靈感要多很多。

“作為現代的中國詩人,因為內容的表現人類的狀況,對詩人來說,人類須從自己周邊生存的環境開始,你寫的題材是跟人類有關,而不是到處觀察,不然就會變成報導文學了。”

焦桐:台開放探親產生文化認同
寫老兵‧鄉愁最讓人動容

台灣詩人焦桐指出,國民政府開放返鄉探親以後,產生不少返鄉探親的熱潮,特別是詩人,在短短時間內來去兩個不同的政體和土地,但在有相同文化、語言、經歷,或許在對岸有親人的情況下,造成有著割捨不了的情份,於是就產生了文化和土地的認同,這完全表現在文學作品之中。

他說,自國民政府在內戰中敗退到台灣後,約120萬軍民移居台灣,而大部份軍人都是被“捉丁”去當兵的,這就衍生了一種強烈的印象,即“囚禁”,而有了“囚禁”就一定有“逃逸”的路線。

現任教於台灣中央大學的他說,120萬名軍民或“外省人”,幾乎一半是現已退伍的軍人,形成特殊的“老兵”(榮民)族群。

“他們常常帶著一種離散的身世,要寫老兵的詩,最讓人動容的就是以鄉愁為母題。”

他指出,這種鄉愁意識並非本能反應,而是建構出來的文化認同,不管是祖國呼喚我,或我呼喚祖國也好,其實都是意識形態的表現。

陳思和:讓文學“原鄉異鄉”統一
好作品呼喚生命

中國文學評論家,現任復旦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陳思和認為,一部好的文學作品應該是超越文化、地理、政治和意識形態,它應該向人類的生命最隱密的呼喚,這樣才能使文學的“原鄉”和“異鄉”統一起來。

他說,文學的“原鄉”應該是人的生命本原,生命中隱密的遺傳密碼,而文學的“異鄉”則是5萬年來,人類生存過程中,慢慢形成的後天文化,包括國家、民族、性格、風俗及物資等。

“這些東西是文學的環境,它是人類與生命本原越來越遠,我們都生活在一個跟生命遙遠的地方,所以,我們今日討論的文學所描述,一定是現實當中的環境。”

他說,文學是從描寫“異鄉”開始,也是描寫生活環境和文化開始,但它最終必須回述到文學的“原鄉”,即人的生命本原。

“如果離開生命的呼喚,就沒有文學,只有考古學、風俗學和人類學。”

他表示本身不否認文化的多元性,而能夠把世界各人類、民族、地區的文學放在同一平台比較,比較的前提應該是共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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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nday, August 28th, 2011
張曉卿鳴鑼3響,為第十一屆花蹤國際文學研討會開幕。

張曉卿鳴鑼3響,為第十一屆花蹤國際文學研討會開幕。

(吉隆坡28日訊)星洲媒体集團執行主席丹斯里張曉卿爵士指出,《星洲日報》對文化的堅守與努力,是希望可以帶動喚起更多人走進文學的殿堂,和激起華社對自己文化的熱愛和反思。

他指出,這代表著文化的創新和繼承,也代表了文化的充實和提昇。

由此掀起的文化浪潮和意願,希望可以擴散到更大的層面,也可以提昇到更高層次。

“文化的推廣是一種深透的傳承、是一種扎實的奠基,也是一種普及的教化。只有建立群體的共識、集合共同的意志,我們才可能在經濟為主導的社會中,搶佔文化的空間,找到文化的力量,創造文化的價值,並為塑造一個有氣質和人文氣息的社會,奠立新的基礎。”

他強調,大家要主動、努力、爭取、醒覺,因為再好的形勢如果不能化為發展文化的誘因和動力,那麼很可能又要再一次錯失了文化重建和振興的機會。

“所以,除了自我的調整和鞏固傳統的延續之外,我們也要有現代的開創和參照。多一個創造性的轉化,就多了一次學習與提昇的機會。”

感謝賞花人
對“花踪”疼惜參與

第11屆花蹤國際文學研討會開幕儀式後,張曉卿(右7)、蕭依釗(左)與出席的海外名家合影。左2起:朱自奮、江迅、李輝、焦桐、鄭愁予;右起:孫愛玲、洪珊慧、長平、黃文興、陳思和及黃子平。

第11屆花蹤國際文學研討會開幕儀式後,張曉卿(右7)、蕭依釗(左)與出席的海外名家合影。左2起:朱自奮、江迅、李輝、焦桐、鄭愁予;右起:孫愛玲、洪珊慧、長平、黃文興、陳思和及黃子平。

張曉卿在第11屆花踪國際文學研討會開幕禮、新書推介禮暨文學獎新秀組頒獎禮致開幕辭時,也對所有賞花人為《花蹤》捎來的祝福,所有文藝先進們對“花蹤”的疼惜和參與,致上最真誠的敬意和感謝。

“因為你們的叮嚀、祝福和盼望,將化為“花蹤”最富饒的土壤與養分。”

“雖然今天是豐收的日子,但是,我們依然不敢懈怠和自滿,我們會時時鞭策自己、檢視自己、超越自己,並結合海內外學者、專家的指導和力量,讓“花蹤”飄香四海,也讓《花蹤》的生命更加燦爛、更有活力。”

星洲堅定不移扮演角色
維護及傳播文化

張曉卿說,《星洲日報》作為一份執著於文化傳播的媒體,我們將堅定不移地繼續扮演好引導者、推介者和維護者的角色。

針對今年的《花蹤》國際文學研討會,他表示,今次總共邀得了12位的海外知名作家前來助陣。

在盛況空前中他真誠希望所有與會者,珍惜這個難得相聚和學習的機會。

許一個文化的明天

他表示,為了馬華文學的豐收和成長,為了共同的文化信仰和承諾,大家只許前進,只許成功,許一個文化的明天,就是對自己的忠實和尊重。

“對於一些很快就要跨進文藝創作園地的年輕文學愛好者來說,我想告訴大家,文學創作,應該是一種心靈的建設,一種精神的提昇,悠遊於文學的海洋中,應該是一種對人性的理解、包容與尊重,和對社會的一种貢獻。”

“我們不要在虛擬的語言世界中,迷失了純真和善良,甚至隨心所欲的鞭撻別人,嘲笑別人。”

他也說,創作的語言,除了浪漫的情懷之外,還要以傳播“善的力量”、“愛的語言”作為創作的底蘊和底氣。

“一個社會的進步,靠的是思想的語言、智慧的語言、和諧的語言、快樂的語言,不是煽動的語言,暴力的語言,甚至是弄虛造假的語言。”

“語言是知識的載体,語言也是修養的載体。語言要帶給人們祝福和關愛,要帶給人們歡樂和喜悅。語言不是帶毒的箭,總是射向別人,傷害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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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day, August 24th, 2009

當年出了《海水正藍》這本小說後,不斷有人對我進行無情的批判,那時候還年輕,面對這些事時非常驚慌,害怕得不敢再寫小說,後來我找到一件不會被人發現的事情,那就是寫散文,寫散文就沒有人注意到我,於是我就很快樂地開始寫散文,直到現在。散文對我來講是非常親切、自由和放鬆的一種創作狀態,好像我心裡面一個寧靜的桃花源。

散文在台灣的發展可以分成幾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崎君女士的散文,她的作品裡面充滿濃厚的懷舊風味;第二階段是張曉風,她寫自己的成長和台灣這塊土地,當台灣退出聯合國、跟美國斷交時,她充滿情感的文字鼓舞了許多台灣人;第三個階段是三毛,她走出了台灣,走向世界,讓我們看到一個我們前所未知的地方。

我提到的作家都是女性,因為女性的散文有一種娓娓道來的舒緩的氣質,也有一種自我觀照的情懷,女性的筆抒情細膩,寫散文是非常合適的。

台灣解嚴後,人心浮動不安,人們需要宗教的力量,這時候台灣出現一位宇宙無敵超級暢銷的散文名家──林清玄,他把佛家的思想轉化為生活哲學,帶給我們最大的感動。不同的時代,人們最需要的東西,就會以一種微妙的方式出現。

到我這一代,在一個高度經濟發展的社會裡,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變得疏離,聚合離散變得飄忽不可確定,我們最需要的,是一種可以掌握住的東西。

作為一個創作者,我覺得我唯一可以引以為榮的事情是,我覺得我絕不是一個最有天分的寫作者,也不是一個最努力的寫作者,當然永遠不會是一個最有成就的寫作者,但我自豪的是,我是一個很自覺的人,我勇於批判自己。新一代的作家,思想的深度是絕對沒有辦法和老一代作家相比的,就算是拿台灣的作家與中國大陸的作家相比,我們的安定、我們生活裡面的無動蕩、無波濤,對創作者來說都是一個苦惱。對,你的生命經驗就是比不上別人,你要繼續創作的話,有什麼值得你寫?有什麼東西可以讓人感動?你憑什麼繼續創作?這是我們經常思考的一個問題。

我想,平凡和瑣碎,才是生活裡面最大的挑戰。直到現在為止,我依然很努力在與我生命裡面的平凡和瑣碎抗爭,從平凡和瑣碎中,尋找有價值、有意義、能夠引起共鳴的事,繼續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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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day, August 24th, 2009

看了這麼多參賽小說,發現一個比較具體的問題,那就是文藝腔,入圍作品包括有些獲獎的,都有文藝腔。我也是從文藝腔走過來的,每個人開始寫作,不免就想把自己知道的好辭彙統統用上,用十二分的力氣一個接一個串起來,滿篇華采。這是一個初學者、沒有經驗的寫作人的方式,就像所有的孩子開始學走路時都會特別用力,於是他們也經常跌跤。

 

寫小說,語言的調子的把握非常重要。那麼多人在寫作,為什麼有些人成為好作家?因為他找到了自己的調子,他擺脫了文藝腔。沈從文先生是天才,他曾經很誠實地說,他花了十年,才去掉文藝腔。

 

我們要提醒自己,不要看見文藝腔的小說得了獎,就認為那是一個標竿。大家千萬要拒絕文藝腔,不要互相模仿,不要人家這樣寫,我也這樣寫。寫小說的人有一個好處,就是非常容易找到標竿,只要走進圖書館,或者只要在電腦前搜索,你就找到了,《戰爭與和平》、《紅樓夢》、《湘西散記》,這才是我們要追求的文學尺度。

 

曹雪芹寫《紅樓夢》,表達了一種深刻的人類情感,在這一點上,曹雪芹早就全球化。我們現在仍被《詩經》感動,詩經最感動我們的是〈風〉的部分,〈風〉的部分就是最沒有文藝腔的部分,最天然、最純正、發自內心的聲音。

 

我給自己訂一個尺度,這個尺度很簡單,就是用方塊字深刻地表達自己。無論你是在中國、台灣、香港還是馬來西亞,只要你選擇了方塊字創作,你就要做到一件事,用方塊字深刻地表達自己。你做不到這件事,那就是你失敗了。這是一個最起碼的標準,也是一個最高的標準。我們選擇了方塊字作為我們書寫的方式,不是因為我們想建立方塊字的萬里長城,再把自己包圍起來,困起來,而是,現在的歷史已經不可能有一座萬里長城讓我住在裡面,我們要用方塊字的書寫成為世界的一部分。聶華苓老師就是一個用方塊字深刻地表達自己的最高的典範。

 

馬來西亞的中文文學出版雖然面對困境,可是我們要有志氣,面對困境的時候,我們不要自怨自艾,也不要自欺欺人,我們不要把自己越變越小,變成一個小圈子,因為我們寫作,就是為了讓我們的小說能夠感動人,用自身的力量、情感去感召別人,打動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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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day, August 24th, 2009

說到散文,我發現自己最大的毛病是愛用成語,有時候還連用兩個,像含糊其詞語焉不詳,覺得這樣才有份量。成語是好東西,是一個民族的智慧的結晶,它把很多複雜的東西凝練在四個字裡頭。你回頭去看的時候,幾乎每一個場景,每一件事情,都有一個成語在等著不是一個,是一堆。我自己檢討起來,覺得是小學老師害的,我們寫作文的時候,一出現成語,老師就打個勾,於是我和我隔壁同學就比賽積累成語,後來就一直擺脫不掉。每次寫完一篇文章,我首要的一個動作就是刪除成語。這是什麼問題呢?我覺得,溝通的時候如果我們不去擺脫這種腔、這種集體智慧的話,溝通的目的就達不到。

 

在飛機上,我讀到一篇文章,說作者最好的朋友死了心愛的人,想寫信去安慰,動筆的時候,什麼也寫不出來,因為他發現自己所要講的話,都可以歸結為一句成語,叫作“節哀順變”,而這句話如果傳達到朋友眼裡,那些同情和溫暖,就變成是冷酷了。

 

所以,只要是寫作就必須原創,我們必須調整我們的語言,來表達我們的真誠。如果隨隨便便用現成的語言,反而不真誠,反而變得冷酷。

 

這篇文章也引用了卡夫卡的作品,卡夫卡讀了當時一位表現主義詩人的詩集,他用有點無奈的語調說,這些詩人充分地表現了他們的自我,這些人好像把語言當成是自己的私有財產那樣來揮霍,這些人不知道語言不是自己的,而是先輩托付給我們,然後由我們保管,再傳給子孫後代。我看到這裡覺得很震撼。當然卡夫卡有他特殊的原因,他是住在布拉格的猶太人,他不能用猶太人的語言寫作,只能用捷克人的德語來寫作,所以“語言不是我自己的而是他人的”感覺非常強烈。

 

我們仔細想,有什麼語言不是他人的呢?我們作為一個現代的人,要怎樣好好地保管語言?因為是借來的東西,所以要非常小心地經營,不隨便揮霍,不隨便用一句“節哀順變”來對付要表達我們真誠的時候的情境。所以我就悟出一個道理,散文寫作是什麼呢?就是要非常小心地經營祖先托管給你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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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day, August 24th, 2009

通常我們都認為小說來自於自己腳下的土地,所以,對這片土地瞭解越深,小說寫得越好。我今天要講的是一個反面,這個反面也是聶華苓女士的創作給我的啟示。

 

聶華苓女士說自己一生都在飄泊,我的感覺是,她一生都在超越,她說自己根在大陸,幹在台灣,枝葉在愛荷華,其實,她的一生就是經過3次重大的跳躍。《三生三世》第一部裡,老師就超越了國共兩黨的政治形態,超越了當時現實的黨派軍事政治的糾紛。她帶追求民主自由的理想到了台灣,進入了自由中國的圈子,這個圈子其實在台灣當時是不受歡迎的,跟當時台灣政府所採取的專制制度和追求的理想是有衝突的,衝突過程當中,她看到像雷震這樣的人為理想犧牲,於是她又超越了,到了美國,跟美國著名詩人結婚,而這第三次的超越,是在美國建立一個世界性的作家工作站,邀請一千多個來自世界各地的作家參與。她邀請中國作家走出國門,看看世界是什麼樣子。這是文學走在政治前面。聶華苓老師她超越了自身,超越了國界,超越了文化。

 

在我閱讀的馬來西亞小說當中,馬來西亞文學尤其是小說這幾年的發展是值得鼓舞的,一些作家不再像過去把自己放在一個局限的位子上,他們超越了自身的環境,從多角度看華人世界的發展。這樣一種超越在馬華小說中出現,我認為可嘉可賀的。這種作品很有力量,有力量不是在於華人已經很強大,而是說華人會強大,華人會走向全球化。

 

有些馬華小說開始寫馬來西亞人到大陸投資所遇到的問題,作家寫出他們在中國大陸看到的問題,也批判了中國大陸的高幹子弟,這非常好,首先是超越了自己的地區,第二是對整個華文文化圈有一種觀察,而不再局限於本身的一個立場。我覺得這樣的一種小說產生的文化,往往是走在政治精神前面的。

 

小說面對的是全人類,所以,把自己的土地弄清楚是不夠的。馬來西亞有自己得天獨厚的條件,如果能夠超越自身的文化,走出自身文化傳統的局限,看到更廣、更複雜、更豐富的綜合文化,才能達到真正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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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day, August 24th, 2009

我自己看過的一本小說,一開始就有兩個英文字──only connect,翻成中文是只要聯繫起來,只要聯繫起來,就是小說和小說作者最希望做到的事。只要聯繫起來,讓聽不見的聽見,讓感覺不到的變成可以感覺到,人心終於有了可以碰到的那一剎那。可是,要怎樣才能聯繫起來?
小說有細節,細節中顯露的是事情的整個面向。

 

我們都有一對懷疑的眼睛,覺得事情也許沒有想像的那麼簡單,人心都有複雜面,人世間的事情,不能夠用最簡單最直接的語言來表露,因此,小說就有了所有的可能性。懷疑好奇的眼睛對人對事情有了很大的興趣,那個興趣,可以用文字的諸多可能把她表現出來。人心的複雜性,讓我們超越一些最簡單的分類標準,譬如好人或壞人。那種穿透,那種超越,那種瞭解,其實是我喜歡小說的基礎,一輩子都樂此不疲的理由。

對細節的掌握是最重要的訓練,我還在努力追求當中。怎樣用最精簡的語言,或者是最簡單的對話,準確把心裡的悸動、或者是微弱的聲音表現出來。這種準確性,對文字的一種追求,其實是要用一生一世追求的。

小說需要的,是人生中走過的每一步,用心、認真生活每一天。沈積在作者或讀者生命裡面,因之自然有了時代在他身上的留存。這樣的人生,對小說作者自身而言其實是最大的恩寵。
小說本身有一個另外的世界,每一個小說,並不只是自己的故事,而且也是別人的故事,作者本身永遠有一個角落的位置,讓他觀看外面無奇不有的世界,讓他有另外一個很完整的、讓自己可以沈浸在其中的世界。那個角落的位置,一來讓作者可以觀看外面的世界,另一方面,也讓小說作者自己很舒適、很從容地,閱讀外界有趣的世界。

我總覺得,我一直在尋找角落裡一個舒適的位置,可以觀察,可以分享,可以進入,但又不用全程參與,即客觀,又主觀,即在其中,又身在其外的一個位置。這樣一個位置,對小說作者本身或小說讀者來說,都是一個最大的恩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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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day, July 27th, 2009
我一直認為我沒有父親。而沒有父親,對一個女孩子而言,是很殘酷的。現在,當他們一一離開人世之後,我才知道,我有。我有四個父親,四名知識分子,四位共產黨人——我的生父、養父、繼父,還有公爹。
嚴格地說,我沒有叫過他們,沒有像別的女孩子一樣嘹亮地、全心全意地、帶著全部的愛與信賴大聲地喊過「爸爸」——對生父可能喊過,但他離開的時候我不過三歲,從小小的、細嫩的喉嚨裡呼出的「爸爸」二字,對他說來或許很愜意,但對我說來可能完全是無意義的喃喃兒語。所以,嚴格地說,我從沒有叫過他們。
葉劍英元帥,我原是遵奉著當時流行的風習,喊過他「葉爸爸」的。但大約在我10歲的時候,他聽煩了: 「爸爸就是爸爸,什麼葉不葉的。」從此,我也就隨著他的親生孩子一般喊爸爸了。當然,總是在不得不叫的時候,才吞著聲音含含糊糊地喊一聲。而當我已成年,知道再喊他「爸爸」,不但意味著某種優勢,且在優勢之餘又有了點沾光的嫌疑的時候,我基本就不再喊,而以「委員長」或「副主席」代之。到了他已經去世一週年,我寫悼念文章時,則只呼以「葉伯伯」,雖然我一次也沒有這樣叫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