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届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得主： 聂华苓
作者简介：
1925年出生于中国湖北武汉，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毕业。1949年赴台湾定居，担任《自由中国》半月刊的文艺栏主编和编辑委员，是编委中唯一的女性，坚持以纯文学的标准取舍稿件，为非反共文学作品提供了一个发表的园地，培养了多位重要作家。1962年杂志停刊后，在台湾大学与东海大学任教。
1964年移居美国，受聘于美国爱荷华大学任作家工作坊顾问。1967年和诗人安格尔（Paul Engle）创办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邀请世界优秀作家到访，开了两岸三地作家在海外交流的先河。1971年与安格尔结婚。1977年，夫妇俩同被推荐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其后同获美国五十州州长所颁发的文学艺术贡献奖。在美国曾获颁三个荣誉博士学位，并曾担任美国纽斯塔国际文学奖评审员、美国飞马国际文学奖顾问。2008年被选入爱荷华州妇女名人堂。
着有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桑青与桃红》、《千山外，水长流》，短篇小说集《翡翠猫》、《一朵小白花》、《王大年的几件喜事》、《台湾轶事》，以及散文评论集《梦谷集》、《沈从文评传》等。部分作品已被译成英、意、葡、波兰、匈牙利、韩国等多国文字。代表作《桑青与桃红》英文版荣获1990年“美国书卷奖” （American Book Award）。
得奖感言:
浪子归宗
我今年八十四岁。
我流浪了八十四年。
父亲属于桂系，在武汉逃避特务的暗杀，躲在汉口日本租界，母亲终于找到他，一家子就住在日租界了。儿时的记忆，是黄昏街头高丽妓女的媚笑，醉醺醺的日本水兵的狂叫。家门深锁，祖父捧着白铜水烟袋，抱怨一辈子也没当过官。父亲躲在书房里写字，奇形怪状，说那是篆字。我就那样子在自己的土地上流浪到十三岁。
父亲于1936年在贵州第五行政区专员任内，在平越被八路军杀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母亲带着小儿女，从汉口逃到湖北三斗坪。在当年那闭塞的小镇，我们是“汉口来的”。小镇背竹背篓的女人、在石板路边叭叭抽旱烟杆的老人，对“汉口来的”，都好奇地多看两眼。我们可真是三斗坪的“外国人”。1939年，我十四岁，母亲逼着我跟着一位亲戚，在三斗坪河坝搭上小火轮，去恩施的湖北省立联合女子中学读初中二。我哭着上船，母亲在泪水中逐渐消失了。我也就从此流浪下去了。
抗战中的年轻人，政府救济学费和生活费，就是“贷金”。我们被称作“流亡学生”。初中毕业，我和另外两个女孩，严群强和田福垚，不管路费够不够，就上路去重庆，饱一顿饿一顿，终于到了重庆。我被教育部照顾流亡学生的机构分发到长寿的国立十二中。在那时的四川，我们是“下江人”，简直就是外国人。
高中毕业，我考上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仍然是流亡学生，靠政府的贷金救济。那“贷金”是抗战时期极重要的德政，培养了那一代的年轻人。
1945年，抗战胜利了，国立中央大学遣回南京，不再流浪了吧。（我要着重“中央”这两个字。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原来有“中央”那两个字的，就是国民党了。中央大学就是国民党的大学了。当年的同学，后来在新中国，是受歧视的，有些被打成右派。）但是，内战开始了。1949年，解放军节节胜利，马上要席卷大陆了，我坚持带着母亲和弟弟、妹妹离开大陆，到了台湾。那年，我二十四岁。到了台湾，我当然是外省人。
1964年，我从台湾到爱荷华大学，是作家工作坊的驻校作家。1967年我和安格尔（Paul Engle）在爱荷华大学创立“国际写作计划”；1971年，我们结婚。两人有谈不完的话，一天工作之后，各自一杯在手，在长窗前坐下，无所不谈。有一天，谈到中国的事，两人辩论，我强词夺理地说：“你这个外国人，不懂中国的事。”他大笑：“你在我土生土长的爱荷华，叫我外国人！”我笑着说：“我才是外国人。”
我活过的二十世纪，生活不断变化，身分不断变更，都离不了一个“外”字。
四十几年以来，一千两百多名作家从世界不同地区到过爱荷华，两岸三地的华人作家就有一百多位。我得过全美州长联会的文学艺术奖，去年被选入爱荷华州妇女名人堂。我应该感到自己是美国人了吧。也不是，美国人仍然叫我“中国作家”，中文是他们觉得“有趣的”符号，他们不知道我到底写了些什么。在我居住了四十五年的爱荷华，前不久，有个邮差送挂号信到家，问我：“你从越南来的吗？”我甚至连中国人也不是了。
我1964年从台湾到爱荷华，已经出版了七本书。继续中文写作呢？还是用英文写作？犹豫不决，非常困扰，几年写不出一个字。终于在1970年，我在书桌前坐下，拿起笔，在方格子纸上，写出五个字：桑青与桃红。我就那样子寂寞地，孤独地，写下去了。我的母语就是我的根，是我可以抓得住的根。这些年，小说、散文、翻译，出版了二十四本书，都是用母语写出的。
感谢张晓卿先生颁给我“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
这个奖对于我，有特别的意义：肯定了一个流浪而坚持用母语写作的作家。我就是“浪子归宗”。
颂词
世界华文文学的一面旗帜——聂华苓与她的《三生三世》
今年的“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颁给旅美作家聂华苓，我认为不仅众望所归，也恰如其分地体现了世界华文文学的精义与特色。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世界华文文学是跨越了国别、以一种语言为联系枢纽的文学类别，从其发展历史来说，一开始是生根于中国大陆的华人族群，然后由于历史的原因分裂为两岸四地，同时随着华人走出国门，逐渐在东南亚、美国、欧洲等地落地生根，依靠语言联系他们与自己的民族、文化的感情。因此，世界华文文学不是一个固定于国族的文学，而是一个移动的、发展变化的文学现象。而聂华苓的经历与创作，典型地反映了世界华文文学的变迁的特点。用聂华苓在《三生三世》里说的话：她是一棵树，“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当命运之刀截开了那根、那干、那枝叶，把汝裁为三截，再怆然回望，恍然间就是三生三世了。
我认识聂华苓女土比较晚，是在2006年香港浸会大学评审“红楼梦奖：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时才第一次见到她，但是听说海外有个女作家聂华苓则已经是二十几年前的事了。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就从媒体报道中知道聂华苓和保罗．安格尔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创办“国际写作计划”，首次打破封闭了二十几年的禁地，邀请大陆作家走出国门，进行国际间的文学交流。后来又知道，他们夫妇在当时的海峡两岸做着同样的开拓性的工作。1960到1980年代的台湾岛也处于政
治高压之下，1968年，他们首次邀请陈映真赴美，却因陈映真被捕而搁浅。其后聂华苓夫妇立刻在海外展开营救活动，直到1983年，经过多方努力，陈映真才得以成行。那一次在爱荷华，他第一次遇到了来自大陆的作家，其中有风骨嶙峋的吴祖光和同游美利坚的茹志鹃、王安忆母女，以后就有了王安忆写作《乌托邦诗篇》的后续故事。而聂华苓，也因为参与雷震的“《自由中国》事件”上了国民党政府的黑名单，流亡多年不得进入台湾……提起二十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历程，总是有说不完的可歌可泣的故事，而在这些故事里，有一种巨大的看不见的手推动着那些人物，他们盲目地兴奋，残酷地挣扎，奋不顾身地走向那不可知的命运。而这些历史命运又隐隐在马来西亚的花踪文学奖得到了回应：回顾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的得主，第一位是大陆的王安忆，第二位是台湾的陈映真，第五位则是美国爱荷华的聂华苓，没有谁故意做这么富有历史意义的设计，只能说这份历史的重量是世界华文文学所共同承载的，也是华人知识分子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的人文宿命。
起初以为，聂华苓的身世应该与白先勇相似，出身名门，养尊处优，受到良好的教育，赴美深造……。可是，我读了《三生三世》，才了解她那充满坎坷和辛酸的经历：一个多妻的大家庭，她的父亲在贵州平越专员兼保安司令的任上因内战而命归黄泉。幼年丧父的华苓，与母亲一起被赶出家门，自立门户，在苦难中早熟的华苓在抗战环境中走向成熟……。看上去这似乎又是巴金笔下的进步青年的必经之路，但是，历史的复杂性就在这一瞬间展示出它的歧异来。在第一部《故园春秋》中有〈流浪，流浪〉一章，她用一连串抗战时期的歌名作为每节文字的小标题，描述当年的天真小伙伴如何在抗战中开始了人生的故事，然而最终又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如〈寻找谈凤英〉一节里所描写的，有的人从国统区的北平化装去了共产党占领的解放区，也有人从刚刚和平解放的北平化装去了国统区，但他们后来所遭遇的困境和磨难却是相似的，形成了殊途同归的悲喜剧。人生是那么不同又是那么的相同，不同的是时代投射在他们身上的斑驳彩衣；而
始终不变的，则是这代人严肃而浪漫的不倦追求的心。从远的目标而
言，那就是超越了各种政治集团的功利计较而对人类、正义、道德、
理想的真爱。
回忆录的第二部分《生．死．哀．乐》，我认为是全书最精彩的部分，写的是聂华苓从24岁到39岁的一段经历，应该说，那是女性的生命历程中最滋润最光彩的阶段。但是聂华苓却遭遇了命运中最黯淡也是最残酷的考验。她的第一段婚姻的失败，正是其间发生的，她却淡淡一笔带过，写出来的则是她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参与雷震主办的《自由中国》由兴到衰的全过程。在她丰润的笔下，这一段经历不单单是黑暗时代的见证，更重要的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在国民党专制形态下冲撞、挣扎、斗争的可贵实践。这样一种精神传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形成，通过从陈独秀主编《新青年》到鲁迅领导左翼文化运动，在一系列现实批判的实践中逐步完善起来。1949年以后，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在岛内实行文化专制政策，使本来已成气候的台湾民主力量受到根本性的摧残，许多知识分子在血腥中噤若寒蝉，三缄其口。而在当时大陆的政治宣传中，凡是追随国民党政权到台湾去的文化人总是反动的一帮，可以盖棺定论。所以，直到今天，学术界对于这“跨海的一代”知识分子了解甚少。从聂华苓的回忆中，我清楚地看到，围绕《自由中国》的那个知识群体，如雷震，如殷海光，如夏道平，如毛子水，尽管他们身分不同，背景有异，甚至理论主张也不一样，但是在追求自由民主、反对专制的大方向上则是一致的，大无畏的，体现了人文知识分子的风骨和勇气。而这样一种现实战斗精神，恰恰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宝贵的精神传统。
雷震是聂华苓笔下描写得最精彩的人物。他本来是国民党的高官，在《自由中国》杂志社里，“编辑委员会上毛子水和殷海光总是对立的，毛子水主张平和克制，殷海光要批评，要抗议。少壮的人站在殷海光一边。雷震起初是他们之间的协调人。有时候殷海光讲到国民党某些腐败现象，雷先生还有些忐忑不安的样子，仿佛兄弟不争气，他恨铁不成钢。纵令他极力克制，《自由中国》遭受的压力越来越大了，雷先生的斗劲也越来越大了。”于是，为了杂志，雷震的住房越来越小，最后卖掉大房子搬到木栅郊区去住，然而他坐的车子越来越大，由小车改乘公车，奔波在艰难的道路上，最后还是：“雷震的党籍、官爵、人事关系，一层层像剥笋子一样，全给剥掉了，只剩光秃秃的笋心了，孤立在寒湿的海岛上。真正的雷震挺出来了：诚、真、憨、厚，还加上个倔。”终于，雷震以“煽动叛乱罪”被判处10年徒刑。他周围的人，如刘子英、马之骕，被诬陷为“匪谍”，而长期在雷震身边工作的司机，一直受到雷家的照顾，直到临死时才说出自己曾被特务收买，提供过雷震的情报。聂华苓的文笔是收敛的，却饱含着感情，蕴藏了丰富的历史资讯。
据说胡适之曾经称赞雷震为民主自由而斗争的精神，建议给雷震树立一个铜像。此话说过也就算了，但在差不多35年后，聂华苓用她的笔，为雷震树了一个令人感叹不已的铜像。
聂华苓是一位优秀的华文作家，她说她到美国定居之前已经出版了7本书，但是到美国后，一度拿捏不定用华文还是英文写作，终于，有一天她在纸上写下了“桑青与桃红”五个富有色彩感的汉字，她突然意识到，她仍然是一个华文作家，她还将用华文来抒写自己的感情。在她年近八十的晚霞之年，她笔下描绘的一系列光彩的人物，有的是现代史上的名人，如雷震、殷海光、胡适……春秋褒贬，令人正色；也有她身边亲近的人物，如母亲、真君、安格尔……笔底饱含感情，催人泪下。《三生三世》第三部〈红楼情事〉记载了她在爱荷华大学与丈夫安格尔共同主持“国际写作计划”，也记载了这对夫妇的黄昏之恋。美国诗人安格尔于1991年旅途中突然去世，真不能想像，66岁的聂华苓当时是怎样孤身一人从芝加哥返回爱荷华，空空荡荡的，但，时间过了12年，当聂华苓在写这本回忆录时，安格尔的灵魂始终盘旋在她的身边，穿梭于她的心灵。
我注意到，在香港我们一次一次的交谈中，Paul这个人，一直是她的话题，没有离开她的思绪。以前在我的感觉里，跨国婚姻涉及两个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要融合在一起，似乎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婚姻形式自然是可以维持的，但真正的感情与精神的无间契合，将要付出相当巨大的努力。而在聂华苓的自传里，我看到的是一个特别成功的例子，半生坎坷路走过来了，一个孤寂的灵魂终于找到了她的磅礴港湾，她投入进去，溶化了自己，也把对方溶化了。我喜欢书中有这样的描写：“Paul在1930年代，美国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挨过饿，我这抗战时期流亡学生也挨过饿，现在两人看见市场里一片新鲜蔬菜、水果、肉类，就喜欢一把一把，一包一包，随手扔在推车里，只有挨过饿的人才能领会这种乐趣。我们一同去邮局寄信，去时装店买衣服，他喜欢好看的女装，我们在纽约街上走着走着，常常两人同时指着橱窗内一件服装叫好。我穿上，他付账。去五金店买钉子锤子，Paul喜欢敲敲打打做木工，修阳台，修屋顶，做书架，修椅子。他为我做了一张奶黄长条书桌，现在我就在桌上写下这些回忆。”这就是这位充满活力的八十老人的晚霞文采。
我以为，聂华苓一生命运都与中华民族的苦难与政治斗争联系在一起，但她成功地实现了超越，达到了一种尽善尽美的境界。在抗战以后的国共两党的政治斗争中途，她没有陷入任何一方耗费自己的青春生命，而是成功地实现了超越，怀着一个知识分子的人文理想来到了台湾；在台湾时期，她被卷入自由主义与专制政治的冲突，她坚定地站在自由民主的一边，但是她也没有完全陷入政治斗争中；最终是来到了美国爱荷华，与诗人安格尔结合后，她有了自由的环境却不忘两岸的分离与苦难，开始了破坚冰的工作。他们邀请两岸的作家实行文学交流，建立起文学乌托邦的理想主义，沟通了华文作家与世界的交流途径。这也是一种超越，超越了华文与世界的界限。我想，聂华苓的“超越”也许真正代表了世界华文的精神，成为世界华文文学的领空上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
主评的话
李欧梵
世界华文文学奖有个主要的条件，特别看重聂华苓近十年来的作品，也就是《三生三世》。《三生三世》有大陆版、香港版，我们研究了不同的版本，香港版的文章和影像特别完整，加了很多珍贵的照片，叫《三生影像》。这让我想到张爱玲的《对照记》，《三生影像》又比它丰富，因为里头的语言、回忆、历史、人物和影像，产生一种非常独特而且温暖亲切的对话关系。
我看到《三生三世》第一句就感动得不得了，因为母亲这个角色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了几乎可以超过父亲的地位，不可能有比华苓写得更生动了。
大家知道华苓的母亲生不逢时，她成了一个新旧时代交接时候的人，婚姻是媒妁之言，思想上行为上穿着上都是在半新不旧的时代，但手里又拿一本书，要走又不走不了的样子，就像电影的镜头，这不就是把一个人物、一种形象，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情境中给写了出来。这个文笔贯穿了整个《三生三世》，写实小说最重要是对话，华苓在跟她母亲对话、跟历史对话。华苓把对话体真正落实在日常生活中，让我们感觉到这个写作不是在卖弄技巧，而是真实的，个人的，和其他人发生了非常密切的关系。
这种丰富性是少有的，不是所有现代小说都有。家庭和整个历史混在一起，产生一种极端温暖的同情，从里面看出一个大时代来，我觉得这是《三生三世》的特色。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小说把抗战时期的历史面貌写得很完整，这个浪漫也受难的大时代，奠定了这个小说和她所有作品中最重要的主题：流亡和流浪。
从《桑青与桃红》到《三生三世》，在她背后永远有流浪的主题。流浪不是悲观的诠释，因为它增广了我们的视野，它把小说的幅度打开了。
华苓的生活里面，也不停的在跟安格尔对话，对话的背后就是东西方文化。安格尔的阅历是从欧洲到美国，就像华苓从中国到台湾再到美国，事实上他们已经拥抱了全世界。
书中用了安格尔的一首诗——〈当我死的时候〉，这首诗没有完，妙的是这本书也没有完，虽然这本书叫三生三世，但也可以叫多生多世。华苓的生命，这本书的生命，和她叙述的中国历史的生命，都没有完结。
一本自传小说，是不能完结的。当小说和人生混在一起的时候，生命就像长江流水一样，生生不息。
一九二五年聂华苓在湖北武汉出生，十一岁时，任贵州平越行政专员的父亲被红军杀了，由寡母抚养她和弟妹们长大。一九四八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外文系，四九年辗转来台，同年进入《自由中国》半月刊工作，担任编辑，一年后被邀参加编辑委员会，是编辑委员中最年轻的，也是惟一的女性。
一九五○年聂华苓接掌《自由中国》文艺栏时，反共文学当道，她坚持以纯文学的标准取舍稿件，为非反共文学作品提供了一个发表的园地。
正是这样的坚持，文艺栏刊出一流的纯文学创作，如梁实秋《雅舍小品》、林海音《城南旧事》、徐吁《江湖行》、吴鲁芹《鸡尾酒会》、陈之藩《旅美小简》，余光中的诗，思果、琦君、张秀亚、徐钟佩、钟梅音的散文，潘人木和孟瑶的长篇小说。聂华苓被誉为最好的文艺编辑之一。
一九六三年是聂华苓人生一个极重要的转折点。美国诗人安格尔获得洛克斐勒基金会赞助，访问亚洲作家，来台湾时，结识了聂华苓。次年聂华苓应邀到荷华，担任作家创作坊顾问，一九六七年她与安格尔创办国际写作计划，一九七一年两人结为连理。
“国际写作计划”与“作家创作坊”是爱荷华大学两个不同的文学计划，对象与目标都不一样。
一九四一年安格尔接掌“作家创作坊”一直到一九六六年，二十五年间发展为美国文学重镇，主要对象为美国年轻作家，修完两年文学创作课后，获得硕士学位。也有外国作家参加，余光中、叶维廉、白先勇、王文兴和欧阳子都获得创作坊的学位。一九六七年创立的“国际写作计划”每年邀请外国优秀作家到爱荷华来访问交流数个月，写作、讨论、朗读、旅行，他们是驻校作家。来访作家由国际写作计划挑选，四十年来已有一千两百多位作家，从世界各地区来爱荷华。
“国际写作计划”在华人世界享有极高的声誉，不仅开了两岸三地作家在海外交流的先河，也是台港大陆作家与国际文坛接轨的平台。一九七六年安格尔与聂华苓被三百多位世界作家推荐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一九八二年同获美国五十州州长所颁的文学艺术贡献奖，聂华苓多次担任国际文学奖评审。二○○八年，聂华苓被选入爱荷华州妇女名人堂。
星洲日报／文艺春秋．2009.08.23